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新闻战线在建党百年之际，一系列优秀红色影视剧的播出，回顾了建党百年来的革命历程和英雄风貌，描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惧艰难险阻开创新时代的奋斗历程，激发了观众的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鼓舞了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昂扬斗志。当代红色影视剧的传播价值与传播策略探析周 涌 张逸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提出开展全党党史学习教育的决定，为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和传播提供政策指导和精神引领。“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程中诞生过无数信仰坚定的革命人物，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最悲壮和最伟大的诗篇。作为传播红色文化最有力的媒介载体，红色影视剧担任着回顾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历史使命。近年来，我国的影视剧创作者们把握时代精神，展现建党百年来的革命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风貌，诞生了《集结号》《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优秀影视作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红色影视剧创作和播出的重要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梳理红色影视剧的内涵与发展，探讨红色影视剧传播价值和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红色影视剧的丰富内涵马克思指出,“色彩的感觉是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色彩不仅仅是颜色，更可以视为一种强烈的民族象征。随着时代变迁，红色含义更为广泛。从俄国十月革命组建工农红军，到中国共产党举起“红旗”。对于中国的近代史而言，红色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红色影视剧则是当前影视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这一名词随着类型的发展融合逐渐扩大自己的概念边界。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同红色影视剧概念既有历史传承的狭义理解，也有时代发展下的广义概括。“从广义上说，凡是反映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浴血奋斗，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的影视作品，都可以视为‘红色影视’。狭义上说，‘红色影视’则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先进事迹的作品。”红色影视剧与时代紧密结合，反映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时代的奋斗历程，承载特定历史时期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所提炼出的红色文化精神，代表了不同阶段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所宣传的重点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演变。红色影视剧创作重心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前，红色电影的突出代表是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这一时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红色电影紧贴时代需求，着重宣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宣传抗战爱国，揭露国民党对民众的压迫。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电影深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有机融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强调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宣传教育功能。影视作品既有对抗战英雄的歌颂，也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美好新生活的畅想。这一创作趋势在“文革”期间被打断，极“左”的意识形态影响让红色电影走向极端。即便是戴着镣铐跳舞，电影工作者们也努力寻找意识形态和艺术表达之间的平衡，创作出《智取威虎山》（谢铁骊，1970）、《沙家浜》（吴兆堤，1971）等经典作品。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文艺思潮得到极大解放。在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红色电影寻求新的表达视角，呈现出对人性的思考，反思挫折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逐渐将民族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家国关怀，情感表达更加温情，英雄形象不再强调高、大、全，而是出现多样化趋势。1987年到2010年是红色影视剧发展的过渡阶段。随着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大事件的发生，新的文化思潮和经济浪潮造就了新的时代形势，它要求承认电影的娱乐功能和商品性质。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等口号先后提出，艺术创作的枷锁进一步打开。与此同时，1987年在中宣部的提议下成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这类题材的宏观指导和统一规划。红色影视剧的创作指导在解放思想向大众文化靠拢的同时也警惕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加强了总体调控。这一阶段的红色影视剧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再现重大革命历史的同时，主动寻求与大众消费文化的契合点，积极学习商业片、艺术片的叙事手法和创作风格，呈现出适度的娱乐化倾向。近十年来，红色影视剧跟其他类型的主旋律影视剧一样，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在接受市场化考验的背景下进一步实践了类型化的创作方式，呈现出更加浓郁的商业特征。《智取威虎山》的风格化改编，《建军大业》的全明星阵容，《悬崖之上》对悬疑和动作元素的融合，新时期红色影视剧用更受大众认可的商业化制作，刻画立体丰满的革命人物，传达爱国主义激情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意识形态。
纵观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红色影视剧的宣传重点呈现动态发展的趋势，主要受政治文化语境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影视制作需求两方面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诉求是根本，宣传革命历史，发扬民族精神是红色影视剧的创作初衷，结合时代发展语境巩固在党的领导下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每一部红色影视剧创作传播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主动学习类型化创作、工业化制作和商业化运作，弥补以往红色影视剧对市场的忽视，让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市场，进一步促进带有红色基因的优秀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当代红色影视剧的传播价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进入社会结构的转型期。随着经济活动的丰富展开，人民群众的思想活动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出现“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长期并存的格局。”社会财富积累的背景下人均可支配收入急剧增长、消费主义文化空前高涨，文化的娱乐属性被无限放大。受众在享用刺激性的快餐式文化的同时被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大众偶像不再是民族英雄、科学家、人民公仆，而是影视明星和歌星，严肃、崇高和理想主义被消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长期任由这种排斥理性和深度的消费文化占据主流文化市场无疑会造成精神世界的贫瘠，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觉醒年代》围绕《新青年》深入展开对思想启蒙的探讨，闪耀着革命先驱们不畏牺牲追求真理的思想光辉，让年轻观众发出“吾辈当自强”的感慨。红色影视剧是精神传播的重要途径，观众能从中看到实事求是、自强不息、格物致知等优秀思想传统，各种革命征程中的英雄伟业，建设道路上的先进事迹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源泉。加强红色影视剧的传播，对帮助当代观众理解奋斗精神，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激励人们开拓创新的勇气，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红色影视剧的当代传播从引导和凝聚两个方面展现：首先是红色影视剧的宣传教育功能对社会和个体的积极引导作用。红色影视作品将革命征程中形成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抗洪精神，当下的抗疫精神等崇高思想品质以影像的形式生动展现在受众面前。《长征》中无产阶级革命者们不惧艰难险阻的开拓进取，《周恩来》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的大志向，《战狼》“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国家信仰，《在一起》中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高尚精神世界触动观众心灵深处，启发思考，唤起共鸣。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要求的正确方向上来。从而巩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信心，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共同理想。其次，红色影视剧的文化感染力产生巨大民族凝聚力。通过艺术加工，红色影视作品向大众描述了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的宏伟画面，在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困难时，他们依然坚定立场，凝聚成勇往直前的红色力量。《建国大业》里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在风雨漂泊之际结下深厚友谊，积极推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和我的祖国》的《前夜》赞扬了保证红旗顺利升起的群众力量。无数优秀红色影视剧展现了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协作、共克难关的集体记忆，歌颂了推动民族国家在滚滚历史洪流中不断向前的民族凝聚力。通过不断发挥红色影视剧的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精神的集体认同，树立起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年代》中李大钊指出，一篇好文章产生的力量，不输机枪大炮。而如今新媒体环境下，一部影视剧的观看人数是以百万、千万计的，影视剧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达到空前的效果。《战狼2》创造了56亿的票房神话，《觉醒年代》的“破圈”效应引人瞩目。红色影视剧展现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光辉形象，讴歌百年光辉征程，用影视剧的形式为优秀民族精神提供载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发挥红色影视剧的引导作用影响和塑造主流价值观念，树立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梦想，锚定民族奋斗方向，激励人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劲头。而红色影视剧的凝聚力则将每个人的星星之火凝聚在一起，砥砺前行，终将成就伟大复兴的燎原之势。
新媒体时代下红色影视剧的传播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较2020年3月增长7633万，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2020年3月增长1.00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媒体环境，呈现出媒体融合的发展大趋势。红色影视剧传播面对这种新的媒介环境和新的受众群体也应顺势而为，调整传播策略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提升红色影视剧传播质量和渗透范围，为红色影视剧的引导力和凝聚力提供强有力的传播通道。多样化平台打造全媒体传播格局，建构立体化传播矩阵全媒体环境中，红色影视剧的宣传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媒介融合优势，结合内容建构立体化传播矩阵，让观众包裹在传播信息中多频次多角度接受曝光，加深观众对影视剧的理解和兴趣。当下年轻一代对信息的接受倾向于碎片化，简洁有效的信息更能契合年轻网民的接受心理。而营销界中通用的“七次法则”则认为潜在客户平均在接受宣传信息七次以上之后才考虑购买。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深度传播，而是在日趋碎片化和繁杂化的互联网世界中，宣传者们应考虑到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借助词条热搜、微博超话、知乎问答和各大短视频平台等多样化的媒介形式，打造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多方位接触潜在观众，吸引潜在观众的注意力，从而实现“导流”，提升观众转化率。传播方式互动化，打通沟通渠道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传统媒体下的传播壁垒被消解。人们在积极参与表达观点的同时也希望及时得到反馈，传统的单方向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失去吸引力。在立体化传播矩阵的基础上，红色影视剧传播应充分利用建构好的全媒体平台，通过弹幕、评论留言等方式打开沟通渠道及时接收受众反馈，形成有效互动，满足受众需求。《我和我的祖国》在收到很多网友的“不够看”的留言后，便顺势在网络平台推出幕后纪实节目，让观众看到幕后工作者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而付出的辛苦努力。不仅是制作者和观众的互动，互联网同样为观众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形成话题讨论引发热议。例如《觉醒年代》播出时，很多网友把事件相关的历史背景在弹幕里做科普式的普及并通过弹幕进行互动讨论。导演在接受B站UP主采访时诠释创作思路、深挖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引发观众共鸣，纷纷打出“理想照耀中国”“觉醒年代，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立马就写入党申请书”等弹幕进行回应。导演张永新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问一答两条弹幕“《觉醒年代》有续集吗？”“你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大量“泪目”的弹幕表达观众的赞同和感动。弹幕的讨论引发弹幕的赞扬，观众通过这种形式达成精神共鸣，形成群体效应。通过制作者和观众以及观众和观众之间的交流互动，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影视剧传播互动性增强，形成宣传的叠加效果。善用用户生产内容，激活红色文化再生产新媒体平台的互动讨论激发网民发声欲望和创作激情，产生大量原创UGC（用户生产内容），这部分内容趣味性高、传播性强，能够在青年受众群体中形成二次传播，形成病毒式营销。红色影视剧的宣传者们应充分利用用户生产内容，形成红色文化的再生产和循环发展，使红色文化真正地在互联网上生根发芽。《觉醒年代》在播出时，一些网友出于对电视剧中人物的喜爱，制作大量的表情包和动图等进行分享。陈独秀的“一鞋底呼死你”“鲁迅先生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辜鸿铭的蔑视”等表情包在朋友圈、微博等平台被广泛使用。衍生内容在网络上的强大生命力不容小觑，红色影视剧可以结合网络流行文化形式，有意识设计传播内容作为二次传播的引发点，激发用户再创作的热情。这种年轻态传播方式，让红色文化深入群众，以亲和姿态引发网友的主动热爱，更好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思维中去。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娱乐化。年轻化不等同于娱乐化，年轻的传播方式和内容是为了迎合年轻化观众的接收习惯，代表了新时代的表达方式和精神样貌。过度娱乐化会造成崇高和严肃的瓦解。如何解决这一平衡是红色影视传播者们亟需探索的方向。互联网时代带来了不同文化潮流的交锋碰撞，在此风云交汇之际，红色影视剧的传播肩负着响应国家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号召，引导主流价值观念，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意义。红色影视剧工作者们应充分理解新时代的媒体环境，主动调整传播策略，为红色影视剧的传播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促进互动交流，刺激用户内容的生产，让党的革命信仰和先驱们的英勇奋斗精神在当下焕发新生。（作者周涌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逸君系中国传媒大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杨芳秀扫码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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