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强、孙麒麟｜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年第07期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科技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是集教学、科研、训练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 王秀强孙麒麟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作者简介 王秀强 王秀强，管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转化医学研究院运动转化医学中心副主任，交大体育科研所体育文化基地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学校体育史、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重点关注肥胖、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等慢性病的以运动为主导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近三年在SCI、CSSCI 期刊发表论文9篇。论文入选世界体育史大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欧洲运动医学会、美国运动医学会等学术会议10次。主编及参编专著3部。近三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子课题、省部级课题6项；主持产学研项目1项；项目总经费逾千万元。 孙麒麟 孙麒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体科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库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乒协裁委会副主任，乒乓球国际裁判长，曾任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等重大赛事裁判长，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贡献奖”、“国际乒联贡献奖”。曾任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游泳分会常务副主席、网球分会副主席、羽毛球分会副主席等。担任中国大学生乒乓球队领队兼男队教练，率队参加世界大学生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洲大学生锦标赛等荣获40多项冠军。 主要研究领域：体育教育与训练学、体育文化、体育管理。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及一般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托课题等多项，出版专著、译著、教材十多部，在国际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国际乒联科学大会、全国大运会科学大会、世界体育史大会及有关学报发表论文。 荣获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两项、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一等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精品教材奖、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主持人、宝钢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以及全国体育卫生先进个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等。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探究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源头、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思想的历史演进。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思想既源自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又深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大学体育思想具有“内生性”和“依附性”的特征。结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3所国内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体育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背景、内容与特征，并从百年大学体育思想演进中总结经验和启示。 结论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必须坚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思想，必须融入世界体育发展大格局；必须坚持传承老一代教育家和体育家体育思想理念和实践；必须坚持架构新时代、新阶段的大学体育新体系。关键词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历史演进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思想传承自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一方面受到西方体育理念的影响，“依附性”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体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中国大学体育思想又具有“内生性”特征。中国大学体育思想既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1895年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建立起，体育始终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伴而行。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大学体育思想经历了“军国民体育”“自然主义体育”“民族主义体育”“体质教育”“运动教育”“体育教育”等若干次重大转变，也多次实现了大学体育教育实践的突破。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到现在，面对其规模逐渐扩大而大学生身体素质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基于“大学体育思想内在制约着大学体育发展”的共识，我们有必要系统地梳理中国大学体育思想发展演进的历程，探究不同历史阶段大学体育思想的背景、内容与特征，并从中总结规律，以更好地思考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体育运动的生物性与教育性之间的关系、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的关系；更好地处理我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融合问题；更好地传承老一代教育家和体育家体育思想理念和实践；更好地唤醒中国大学体育的文化自觉、构建新时代的大学体育新体系。中国大学体育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其首要源头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国古代没有“体育”这一称谓，但中国古代体育丰富多彩。早在先秦时期，射箭活动就以竞赛的形式出现；商代末期就出现了竞赛场地和规则的雏形。记载于东周礼书中的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的规模不亚于古希腊的竞技会，甚至不输于当今赛事［1］。1.1.1 中国古代体育的演进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生产力不发达，体力在人的生存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武重于文”。周朝开始设立学校。西周出现了“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内容，其中射、御都含有体育教育的成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家投身私人办学，坚持文武兼顾：“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2］讲文韬，也讲武略。我国台湾学者董金裕在《<周礼>六艺的内涵及其在教育上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六艺作为教学的科目，各有其属性，而又彼此密切相关［2］。“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周朝培养的人才是文武并举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收天下之兵（器），聚之咸阳”［3］，武开始受到限制。西汉开始真正的“重文轻武”，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4］的建议，汉代儒生崇尚“去武行文，废力尚德”［5］，该思想观念影响了后世对体育的基本态度［6］。两汉以来，像先秦“六艺”那样文武并重的教育体系从此被经学取代。“宋明理学”进一步把“武”推入了低谷。“程朱理学”重视读书和反省的内心修养，虽然有书院准备有弓矢“以待学者肆习”；也有书院开展游览、登高、弈棋等体育休闲活动，但“关门闭户，静坐读书”成为主流。“重文轻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一直到“鸦片战争”，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1.1.2 中国古代武举制度武举制度最早设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规定“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试长垛、马枪、翘关、擎重，以为等第之上下，为之升黜”［7］。武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1901年才废止。虽然自两汉后，“重文轻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的基本价值观［6］，但中华民族也深受先秦武侠文化和兵法文化的熏陶。1.1.3 中国民间民俗传统体育体育源于图腾、巫术、游戏、娱乐、竞技等中介环节，并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互相交织融合在一起。唐代击鞠、宋代蹴鞠、明代捶丸等运动中出现了较完整的运动规则，这是中国古代竞技运动走向成熟的标志［8］。清明踏青，舞龙舞狮，端午龙舟，重阳登高、太极拳、少林拳、武当剑、五禽戏、八卦掌、射箭、拔河、放风筝、打陀螺、踢毽子、跳绳等民俗传统体育生生不息。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以竞争为目的，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求“天人合一”的境界［9］。体育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自成体系的体育文化，其所蕴含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体育文化的体育精神［6］。1.2.1 洋务学堂的推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的洋务学堂分为外国语、技术和军事学堂三类［10］。洋务学堂成为中国自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普遍设置体操课。鲁迅于1899年考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6］，“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所谓格致、历史、绘图和体操”［11］。洋务学堂设置体育课程虽是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1.2.2 教会学校的传播示范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是最早开设体操课程的学校［12］。近代中国教会学校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但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13］、近代西方体育引进，以及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到1877年，中国教会学校数量达到350所［14］。近代教会大学（新教13所，天主教3所）体育与中国大学体育的联系密切，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起到示范作用［13］（表1）。表1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Table 1 List of Modern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China教会大学的示范作用包括：1）启迪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其所带来的西方体育的竞争性、“尚武”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文弱之风。2）将西方体育的科研范式与方法论引入中国，以麦克乐（MCCLOY）等为代表。3）引入球类项目，开展校际体育竞赛与活动。4）促进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培养了张汇兰、杜隆元、罗爱华等女性体育人才［6］。以中国大学体育思想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结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3所国内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学（表2）的体育思想发展历程，探究不同历史阶段大学体育思想的背景、内容与特征。表2 具有百年历史的若干代表性大学Table 2 Representative Universities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兴起，但其引进的仅是西方教育的措施，未涉及教育思想的实质［15］，在学校体育思想方面并无建树［22］。维新派把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重视体育和尚武精神，启蒙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2.1.1 维新派体育思想2.1.1.1 体育思想的内容维新派主张对西方的学习不仅局限于物质和军事层面，还要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探究导致中国几近沦亡的原因［6］。维新派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启蒙作用。区别于洋务派，维新派的体育思想已经从经济、政治思想中分化出来，以“体育救国”为核心思想，是自觉和明确的［16］（表3）。表3 维新派代表人物体育思想概要［17］Table 3 Summary of Sports Thoughts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formist School严复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长，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学校开设的体育科目几乎涵盖同时代西方体育的内容［18］。严复在那个时代能够把体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具有开创性，被誉为“尚力思潮第一人”［19］。梁启超和康有为都参与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拟定。康有为提倡在学堂设置德日军事知识［20］。梁启超主张教育救国，指出中国“益注意于德育与体育之两途”［21］。维新派体育思想的内容可归纳为2点：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批判文弱的传统文化，鼓动“尚武”思潮。2.1.1.2 体育思想特征分析1）启蒙成为维新派体育思想的最大贡献。维新派从资产阶级全面教育的意义来认识和阐述体育［6］，为近代学校体育提供了范本［22］。2）为“军国民体育”打下了基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维新派提倡兴办新式学校；让尚武和“强国保种”成为共识，认为军国民教育可以强国。3）维新派思想体现了中国近代体育人文主义思潮的萌芽。梁启超认为体育带来的不仅是生物性的身体教育，而且会作用于人的情感和认知，培养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6］。2.1.2 “新政”时期体育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6］。1901年后，留学生陆续学成回国，“军国民主义思潮”开始传播。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之洞倡导德、智、体并行的教育方针；将体操纳入正规的学校体制［23］；其体育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的主张。张之洞体育思想在其创办的两湖书院、湖北武备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以及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中得到施行。我国书院教育中最早出现的体育是从两湖书院开始的：1896年8月开始设置“体操”课程［6］。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一起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史的里程碑。章程中对体操科目的保留得益于张之洞的坚持，保留理由是自强学堂设置体操的好处。2.1.3 军国民体育思想2.1.3.1 思想的缘起始于清末兴于民初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主要源于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清末洋务运动的武备教育为先声，又有维新派的倡导，将学校体育引向“尚武强国”的发展轨迹［24］。《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初步形成。《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和世界观的“五育”方针。民国初年，军国民体育思想成为学校主流体育思潮。2.1.3.2 思想的内容军国民体育思想的核心是以兵式体操为主的教学内容和通过军国民体育所要达到强民救国的目标［25］。纵观百年大学中与军国民体育思想相关的人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表4）。大学校长们的体育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可能民国初年坚持军国民体育思想，而五四运动后又倡导自然主义体育思想［6］。表4 民国时期部分大学校长体育思想概要Table 4 Summary of Some University Presidents’ Sports Thoughts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军国民体育思想所代表的强力体育思想成为主流。蔡元培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并在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大力推广。随着社会发展，其教育思想转变为提倡“完全人格”教育［6］。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明确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思想［26］。蔡元培提倡体育普及，反对锦标主义；其体育思想从提倡军国民体育，到体育的“完全人格”教育，是与时俱进的。曾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张伯苓对军国民体育思想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只有从教育入手，造就新式人才，中国方能图存”［27］；张伯苓对体育的推动一方面体现在南开学校，也体现在远东运动会、奥运会等社会竞技体育方面 ［28］；他在1907年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上就提出中国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的建议。唐文治从1907年开始，在交通大学担任校长14年，对学校校风、人才培养、学校发展等方面影响很大［29］。唐文治认为体育活动既可强身健体，也能砥砺人品；其既大力推广以技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又积极推行西方体育，推崇军国民体育 ［30］。唐文治早在“万言疏稿”中，即提到重视人才的尚武精神；至清末军国民教育思潮兴起的时候，唐文治极力提倡学校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所以挽柔弱不振之风，而救从前文武分途之弊”，在学校中充分实施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学生结成体育团体和习练兵操乃至“施行打靶”。辛亥革命后，唐文治仍要求在体育教育中习练兵操和练习打靶。为了加强中小学军事训练，唐文治“仿照清华学校办法”，在上海率先将南洋的中学部学生“编入童子军”，继续坚持军事体育训练。大学校长对体育的认知是逐步深入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学校长对军国民体育的推崇成为必然。后来，随着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引进，大学校长对体育的认识深入到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和价值［6］，并且有了较为系统地概括和总结。大学体育工作的成效取决于校长对体育的认知程度。1938年8月，浙江大学西迁，有学生提出因时局动荡而不上体育课，竺可桢校长回应道：“此事一方于学生健康有益，一方为国家法令事在必行，如全体不上体育，则全体停学亦在所不惜。”［31］2.1.3.3 历史影响作为近代以来首个从国外引入的体育思想，军国民体育思想对我国近代教育和体育产生了巨大影响［24］。军国民体育思想首先推动了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骨强健也”［32］。军国民体育思想促进了“重文轻武”的国民性改造。军国民体育思想推崇尚武精神，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重文轻武的陋习。军国民体育对尚武精神的提倡为传统武术的再兴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再兴。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审议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议案中明列“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术”［6］，中国传统武术正式被纳入学校体育课程。北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在民国时期技击运动的蓬勃开展与军国民体育思想和尚武精神的提倡关系密切。2.2.1 发展背景2.2.1.1 军国民体育思想的衰落从1915年开始，体育家们开始思考体育的本质，在体育观念上逐步向健身、娱乐、竞技转变，军国民体育开始受到挑战。在北洋政府时期，官办学校仍以体操为主要教学内容，但开始在课外活动中开展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这一现象被学术界称为“双轨制”［6］。自1914年徐一冰撰文批评“军国民体育”后，废除兵操、推行西方体育成为趋势。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的新教育议案在1919年全国第一次教育调查会上通过；到1923年，学校的“体操科”改名为“体育课”，标志着军国民体育的彻底衰落。2.2.1.2 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土洋体育之争”20世纪30年代，中西体育文化的碰撞引发了“土洋体育”之争的大辩论。这场“新旧体育”“土洋体育”的争论，推动了中国传统体育的自省。体育史专家徐永昌认为吴蕴瑞、袁敦礼等体育专家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的体育思想。“袁敦礼先生、方万邦先生等体育先贤在那个年代的体育观点，就是代表了当时适合于中国实情的体育思想［6］，具有全面性、代表性”［33］。2.2.2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2.2.2.1 思想的缘起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的热潮。此时，建立在自然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基础上的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已具有全球影响力。该思想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认为运动是人的本性，主张“体育即生活”，推崇自然活动，反对德式的人为体操［12］。该思想主要通过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宣讲“实用主义”、教会开展的体育活动、留学生回国宣传等途径实现。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等一批留美学生归国，开始广泛宣传自然主义体育思想［34］（表5）。表5 民国时期体育家群体体育思想概要Table 5 Summary of Sportsmen’s Sports Though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2.2.2.2 思想的内容与评价麦克乐提倡自然体育［35］，除体育思想的贡献外，他还编制体育教学大纲、创立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创办《体育季刊》，在体育师资、体育科研规范化等方面做出贡献［6］。吴蕴瑞在麦克乐、威廉姆斯等学者指导下，形成了独立的体育思想［36］。“身心一元论”是其体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认为体育在增强体质的同时，也促进健康心理和高尚品格的形成，同时，吴蕴瑞倡导体育普及化。193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邀请郝更生、吴蕴瑞、袁敦礼3人共同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吴蕴瑞将体育普及化思想写入方案，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6］。马约翰是近现代著名大学体育教育家与实践家，是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大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37］。马约翰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体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2篇著作中，一篇是他于1926年在美国春田学院完成的《体育的迁移价值》硕士论文，另一篇是他于1933年发表的《大学与体育》一文。《体育的迁移价值》对体育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着重论述了体育的作用——增进身体健康、培养道德品质、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文章还提出“体育将与医学和其他学科达到科学和统一”的判断。研究认为，运动中形成的道德品质会迁移到社会生活，因此，青少年学生应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正是基于该研究，马约翰在清华的体育工作中要求运动员、学生要始终保持“清华精神”：1）奋斗到底；2）运动道德；3）为社会做贡献；4）合作和帮助他人；5）永葆清华荣誉［38］。《大学与体育》一文详细论述了大学体育教育的基本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马约翰认为，体育能起到“心身改造”的作用，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思想是大学生高尚生活的基础。马约翰坚决反对完全模仿西方，他制定了专门的大学体育教育计划，其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主要来源于教会学校和美国教育经历的背景。蒋南翔评价说：“在马约翰先生的热心倡导下，培养了清华师生热爱体育的风气，树立了清华大学良好的体育传统。”［39］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与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文化的需求契合，发展成为我国20世纪上半叶学校体育思想的主流。该思想所提倡的体育科学化和教育化、体育教学的游戏化与个性化，为中国带来了较为系统的体育理论，为学校体育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但其过分强调学生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教师的积极性［6］。2.2.3 民族主义体育思想民族主义是指“以具有政治性的民族为中心，以该民族及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的思想、信念和行为”［40］。国粹主义思潮认为“一国之国民自有他种族上、文化上的特质，设法使他发扬而广大之，乃是国民的天职”［41］。受该思潮影响，“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取代西方体育”的呼声逐渐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1911年，马良邀请武术名家编辑了教材《中华新武术》。1919年，国会表决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定为全国正式体操”［25］。1933年，张之江等创办了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以“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为馆训［6］。193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由郑怀贤（时任交通大学国术教师）、张文广、刘玉华等9人组成的国术表演队，首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武术，现场气氛热烈，受到记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国术队之后在奥运会上进行了正式表演，柏林市长也专门为国术队举行了招待宴会。领队袁敦礼握住郑怀贤的手感叹：“我是学洋体育的，以前认为国术犹如古董，有之不嫌多，无之不嫌少。今天才发现外国人如此喜欢。我们考察团回国后，一定大力提倡国术！”［6］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曾留学德国的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程登科将体育与民族危机联系起来，提出“体育救国”的路线，将体育与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以提升国防力量。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提出过程就是中西方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吸取了西方体育中的理性精神，传统武术的内容、手段和教学方式开始标准化［34］。2.2.4 “红色体育”思想“红色体育”的概念，最早由毛泽东在1934年提出。“红色体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鼓励民众强身健体，保家卫国［42］。一般将“红色体育”发展的时空界定为：1921—1949年期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解放区范围内的体育［43］。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背景是爱国人士急于寻找救国出路，体育被用作增强国民体质和军队战斗力。早在1917年，青年毛泽东就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陈独秀、李大钊、杨贤江等都提出了针对“体育”的主张。这是早期“红色思想”的萌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鼓励，军事体育和群众体育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增强了战斗力。毛泽东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朱德提出“运动要经常”；贺龙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随着“红色体育”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增强了战斗力。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办学校、编制教材等举措促进了体育专业化和科学化，1942年成立的延安大学体育系为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44］。“红色体育”也通过《新中华报》等媒体的宣传，对当时的大学体育思想与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各大学在革命战争时期仍坚持开展体育工作。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坚持将体育课设为必修课，体育不及格者仍不能毕业，同时，校内建立各种体育协会。迁入重庆的交通大学专门设立体育组，也将体育课列为必修课，一年级到四年级每周开设2学时，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参加早操和每周2 h的课外活动。西迁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在贵州购地40余亩，建起贵州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400 m标准跑道运动场。“红色体育”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体育思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体育认知觉醒；解放区“红色体育”思想与实践活动促进了军事与群众体育的发展，促进了军民团结，提升了军民战斗力；“红色体育”也推广与普及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为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44］。在我国体育史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是开创性的一年。这一年，新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体育总会的成立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体育思想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新中国从此有了主管全国体育事业的机构；华东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前身）、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等专业体育高校陆续成立。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成为新中国初期基本方针的背景下，优先考虑社会需要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思想的特点［6］。2.3.1 大学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2.3.1.1 发展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学校体育界引入以“主智主义”体育理论为代表的苏联体育理论，“主智主义”体育理论是伊·阿·凯洛夫教育理论框架下形成的学校体育学说。“主智主义”体育理论重视传授知识、技能和技巧，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苏联的学校体育思想很快成为我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45］。1953年，教育部组织学者翻译了苏联十年制体育教学大纲［12］。1954年，国家施行《劳卫制》。“凡试行《劳卫制》和推行《劳卫制》预备级的学校均把体育正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竞赛、早操等有机地统一起来。”高教部在1957年5月下发了《关于高等院校一、二年级学生体育课不能改为选修课的通知》。受“大跃进”“左”的思想的影响，大学体育出现了“挑灯夜战”“高指标”等现象。1964年，中央正式废除《劳卫制》，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6］。学校体育思想深受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国家体育功能定位成为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表现为一种“生物性符号”的身体活动，采取运动等级制度，强调通过体育以达到“教化”学生的目的［46］。2.3.1.2 生物体育观所谓生物体育观是指体力被作为生产力重要要素的社会环境中，强调体育对人体发展的生物功能。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体育，主要是在生物体育观的引领下向前发展的。经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新中国，人民体质普遍羸弱，劳动力水平低下，开展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与提高人的体质及健康水平［6］。马约翰、吴蕴瑞和袁敦礼对当时盛行的体育只是锻炼身体、与精神方面关系不大的“二元说”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认为，生命是一元的，体育不仅能强健体魄，而且能“发展精神、培养良好的社会行为”［47］。2.3.1.3 大学体育口号与理念1953年，东南大学提出“要培养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被列入学校的重要议程［48-49］。1954年，南开大学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体格锻炼，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按时作息，并坚持每天下午的课外体育活动”［5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体育口号与理念带有较强的政治意味，如四川大学的“强身健体，报效祖国”；中国地质大学的“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都具有浓厚的国家使命。回顾中国大学体育百余年发展历程，清华大学一直保持优良的体育传统，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体育口号与理念，其中蕴含的体育思想已经融入清华的思想文化。1958年后，清华校内流行的体育口号是“体育运动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51］。1957年，蒋南翔指出：“马老（马约翰）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52］这是“健康工作五十年”口号的雏形。1964年，蒋南翔指出：“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53］这一倡议随后简化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体育口号，这一口号充分反映了清华大学一贯的育人思想和爱国主义传统［54］。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大学体育口号与理念，大学体育口号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大学体育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大学体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扬［48］。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扬州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之后学校体育思想多元并存局面的出现［34］。杨桦、季浏、毛振明、潘绍伟等学者分别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校体育思想进行了回顾与探析。学校体育思想演变可以划分为体质教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和运动教育思想3个相互联系、相互交错的阶段［55］。2.4.1 发展背景2.4.1.1 扬州会议1979年5月，教育部在扬州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扬州会议），会议明确了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的指导思想，为学校体育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扬州会议”开启了学校体育思想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会后，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实行草案），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1983年，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再次明确了学校体育“增强体质”的基本任务，体质教育思想正式确定［56］。2.4.1.2 “02纲要”的颁布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养成锻炼习惯。……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坚强毅力”。素质教育成为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主题词”。2002年，教育部颁布了新一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02纲要”），“02纲要”强调以育人为宗旨，倡导在教师指导下的“三自主教学”；强调了大课程观的理念，将课外锻炼和运动训练纳入体育课。2.4.1.3 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2006年12月20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并实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在全国大、中、小学掀起阳光体育运动的热潮。2006年12月2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和主要工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坚持健康第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会议主题。上海交通大学作为高校代表作经验交流发言，介绍了坚持构建“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科研与教学训练相结合”的“四个结合”大学体育新体系。深圳大学在会上介绍了“学生自主选择运动项目、自主选择上课时间、自主选择任课教师”的“三自主”模式。2007年5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简称中央7号文件），强调青少年体质与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该文件对于进一步增强青少年体质，对于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2.4.2 代表性体育思想2.4.2.1 体质教育思想体质教育是将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体育工作主要任务的体育思想，其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主要包括真义体育观、运动技能教育论和技术健身教学论3种理论。真义体育观最早由林笑峰等学者提出：“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的教育，体育不是娱乐，娱乐不是体育。”［57］徐英超于1979年提出“体质教育是提高人体质量的教育”［58］。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笑峰建构了真义体育概念及其理论体系［59］。运动技能教育论认为：体育教学的本质是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教学；体育教学的目标是学习与提高运动技能水平。金钦昌的“三基”教学、曲宗湖等强调体育基本知识、技能和技术的教学［60］。张洪潭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健身教学论，认为体育教学应当以能强化运动技术为主旨。体质教育思想是新中国第一个自主性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也看到该理论存在缺乏兴趣引导、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学评价过于标准化等弊端。2.4.2.2 体育教育思想20世纪80—90年代，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全面发展的人。”“体育的目的在于发展身体文明和使人体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使体育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石……鼓励养成终身参加体育运动的习惯。体育教育思想包括终身体育思想、素质教育观、体育素养观等理论。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次确立“终身教育”的地位。终身体育思想逐渐成为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在体育领域内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61］。20世纪80年代，马启伟指出学校体育“不是有别于或是脱离精神的身体教育，而是包括身体在内的对人的全面教育”。季浏及其团队在2001年提出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目标体系，2007年完善为运动参与、身体健康、运动技能、心理与社会健康4个维度，进一步完善了素质教育观。赖天德提出学校体育目标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培养学生从事体育运动的意识、兴趣、习惯和能力，提高体育素养，为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62］。王占春提出了体育学科能力，陈琦提出了朝向终身体育的体育教学目标［63］。体育教育思想契合我国素质教育思想。要求学生在身体、心理、社会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既关注学生体质，又关注学生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素质教育观对我国学校体育实践影响较大。但是，从历年大学生体质测试结果可以看到，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有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基层体育教师在大学体育实践中对“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理解不全面，导致思想与实践分离。2.4.2.3 运动教育思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94年，人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这些都对学校体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运动教育的目的是参与运动、体验运动、享受运动中身心的成长，运动教育思想有运动本体观、快乐体育观等理论。运动本体观认为体育的意义在于唤醒学生健康、活泼、快乐的生命状态。体育不仅是工具意义上的教育形式，而且具有本体性意义［64］。潘绍伟认为：“学校体育核心追求学生在参与运动、体验运动、享受运动中获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发展。”［65］“体育不仅是一门学科，还包含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和对生命的感悟。”［66］毛振明等学者倡导的快乐体育观是“让学生在运动过程中体验各种运动内在的乐趣，使学生认识并热爱运动，为终身参加体育锻炼打下基础”［67］。运动教育思想较好解决了学校体育中动机与效果的统一［55］。2.5.1 发展背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体育工作提出了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要求。2016年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已充分验证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在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将体育上升到国家健康安全战略高度，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成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2.5.1.1 “立德树人”成为教育根本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提出“切实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因此，新时代大学体育思想要着重强调体育在大学生道德养成方面的积极作用。2.5.1.2 深化“体教融合”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于2020年9月21日发布，包括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规范社会体育组织等8个部分、37条措施。2.5.1.3 享受乐趣、健全人格、增强体质、锤炼意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广大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多次强调新时代的青少年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018年，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首次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68］2020年，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享受乐趣、健全人格、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十六字箴言。“健康第一、增强体质”一直是我国学校体育的首要任务，而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享受乐趣，将享受乐趣放在了比增强体质更重要的位置，更加彰显了习近平在学校体育中“以学生为本”的体育思想，值得我们学校体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积极行动。十六字箴言也成为“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学校体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2.5.2 面向全体学生，强化“健康第一”思想2.5.2.1 全面认知“健康第一”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有3点：1）体育的功能、价值、目标是全方位的，但居于首位的是健康。2）强调健康第一，就必须处理好健康与体育功能、价值、目标的关系。3）体育活动的开展形式、手段、方法，评价标准，需将健康列于首位［6］。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是一个整体概念，包含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3个方面。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体育知识和技能，也要养成经常体育锻炼的习惯和意识，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康第一”是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其视角是全局性的，关注的是学生一生的健康。在过去20年的实践过程中，出现部分一线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该思想的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使得教学效果弱于传统体育教学效果。2.5.2.2 “教会、勤练、常赛”实施方式针对“健康第一”体育思想履行不到位的体育教学实践问题，可采用新时期“教会、勤练、常赛”这种学校体育实施方式。“教会、勤练、常赛”是深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体化系统性的改革思路，目的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和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试行）》在指导思想中提出要强化“教会、勤练、常赛”［69］，“教会、勤练、常赛”也是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的核心内容［70］。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更是提出要让“教会、勤练、常赛”成为体育教学改革的总体思路［71］，让学生在“教”“练”“赛”中享受体育的快乐。2.5.2.3 充分发挥百年大学标杆引领作用2021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察，在西体育馆与篮球运动员们亲切交谈，并察看历史照片、实物展览，了解体育馆保护利用、学校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等情况。总书记表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清华大学在传承体育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推进体育改革与创新。紧跟时代步伐，建立了“4+3+1”的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体系；各种师生体育协会蓬勃兴起；各院系形成各具特色的群体活动；率先在自主招生中增加体质测试环节，引导社会重视青少年体育，起到很好示范作用；恢复了第一堂“体育课”“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等老校规。“无体育，不清华”成为清华新百年的代表性体育口号，是清华百年体育的发展和传承。2022年4月，获评北京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的北京师范大学提出“无体育，不教育”的口号和理念，充分发挥百年“名校”体育的引领作用，在新时代发挥示范价值。回溯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历程，我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交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与西方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思想协同，共同铸就了大学体育的成果。审视中国大学体育思想演进历程，我们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体育运动的生物性与教育性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迈入新时代新阶段之际，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坚持”。1）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必须坚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思想，必须融入世界体育发展大格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大学体育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应充分挖掘和吸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思想的优秀养分；同时，采取理性批判的态度，主动接受和吸收西方先进体育思想与理念，融入国际体育发展潮流，拥抱奥林匹克大家庭，进一步推动我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融合。2）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必须坚持传承老一代教育家和体育家体育思想理念和实践。老一辈政治家、教育家和体育家的体育思想、理念和实践是我国大学体育的宝贵财富，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富矿，是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主线。大师的体育思想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民族思想，伴随着中西方体育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强国强种强身”“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等震耳发聩、直指人心的体育口号，要始终响彻在大学校园上方。3）中国大学体育发展必须坚持构建新时代、新阶段的大学体育新体系。进入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大学体育新体系的构建是当前迫切的任务。要做好顶层设计，作出科学规划，探讨政策指引与推进路径。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加强课程思政，“以体育人”，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紧扣“教会、勤练、常赛”。修订《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研制推广实施新课标，树立新的知识观，从注重单个知识点和教学技术向注重学科核心素养培养转变。顺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教育”的新格局，探索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与体育学科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实践，使信息化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成为体育教育的助推器。 王秀强：确定研究选题、设计研究思路、收集和整理资料、撰写论文； 孙麒麟：指导和确定论文选题及研究思路、收集和整理资料、修定论文。 略。 文章编号：1007-3612（2022）07-0057-15 收稿日期：2022-06-12 修回日期：2022-06-30 出版日期：2022-07-25 网刊发布日期：2022-08-20 责任编辑：李晓佳 责任校对：王晓微 在线投稿 长按识别右侧二维码 可跳转至投稿系统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BSU-Journal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排版：郭佳明 校对：毛静旖、徐笑菡 监制：刘天星、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