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教授。 任远教授微博 资料图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拓展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计划，作为一个欧亚地区的发展倡议，不断促进全球化的深化。“一带一路”促进欧亚经济体和中东、亚非地区的经贸联系，从而来引导中国对外投资和市场扩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努力对接发达国家，促进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产业链条能够更好地建立，并使我国在全球化中充当枢纽的地位。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国家间的跨地区商贸联系增强，并因此对我国与亚非和“一带一路”关联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产生影响。
“一带一路”影响下的我国人口国际迁移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仍然主要是一个国内迁移为主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城迁移和乡城市转移的人口超过3.5亿，而六普数据表明包括港澳台的国际迁移人口的数量才只有100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目前的海外移民存量是876万人。所以中国总体上是一个移民净迁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开放性和对接全球化，使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也有相应增长。国际迁移增加包括国际迁出和国际迁入。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对中国的国际商贸投资和更丰富的世界商贸联系，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带动了中国移民的对外迁移。在国际商贸中的人口迁移，往往是向投资来源国家的人口迁移。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带来了向中国的国际派遣迁移增加。
虽然对“一带一路”所造成的国际迁移变化还缺乏足够的数据，但是可以预见，跨境商贸的发展带来全球化的深化，将会加快带动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国际迁移。对外的投资推动，往往形成项目带动的人口向外迁移。同时，从国际经验看，跨境投资和商贸往往会带来向投资来源地和产业服务链的上端迁移，所以，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由于中国对外投资和经贸联系的加深，来自其他国家向我国的迁入移民也会有所增加。
跨境商贸活动对人口国际迁移影响的特点在于，通过塑造和沟通跨国的产业链条，带来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国际迁移。国际迁移往往集中在商贸网络的节点地区。世界商贸网络的集中地区往往是大城市，特别是一些具有世界功能的全球城市，因此商贸投资服务的集聚效应比较突出。同时商贸网络的集中地区也可能是在接近生产地的中小城市，例如广州地区外国人集聚已经引起了较多关注，另外在温州和浙江的柯桥，我们都看到跨境商贸活动促进的国际人口迁移的显著增长。跨境商贸活动也往往在枢纽型边境城市的集中，形成一些地方性商贸中心城市。跨境商贸活动除了带来我国国际迁移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国际迁移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国际移民目前还是高端国际企业商务人口为主，也就是国际人才，而未来劳工群体的国际迁移将会显著增加。跨境商贸引发的国际人口迁移还包括跨境商贸引发的文化旅游和教育性迁移人口。中国对外商贸发展增加了对中国的兴趣，向中国的学习教育迁移也有显著的增长。在人口迁移过程的后续迁移中，家庭迁移也会随之增加，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国际人口迁移表现出的普遍规律。这些不同目的的向中国的国际迁移，本身有利于对接跨境商贸网络的推进。因此，“一带一路”对我国国际迁移的影响表现在，我国的国际人口迁出和迁入都会随之增长，而国际迁入的移民增长会更快。随着跨境商贸活动发展带动的向中国的国际迁移显著增加，正成为新时期中国国际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
国际人口迁移中的挑战和治理
无论是人口的国际迁出和国际迁入，都存在着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和当地社会整合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在国际移民后社会融合所表现出的具体困境，提醒我们需要重视，国际移民发展带来的跨境族群社会融合将会成为未来国家和移民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原来非常少数量的国际迁移人口并不突出成为社会整合的压力，但是随着国际迁移数量的增加，其对社会整合所造成的压力就会更加明显。特别是原来我国的国际移民主要是技术移民和国际跨国企业的派遣性迁移，随着普通劳务和商贸移民的增加，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将表现出更大的难度。例如在广州，非洲移民社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美国城市黑人社区的移民融合和族群冲突问题。考虑到非洲的人口继续增长和中国劳动力开始短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劳工移民和社会整合的问题将会逐步严重。
国际移民带来社会融合和社会整合问题的挑战还在于，当其是移民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结合在一起，将增加跨境族群社会整合和族群冲突。这些族群冲突、社会基层的冲突甚至会和国家分裂问题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带一路”实施推进过程中的国家安全的隐患，需要未雨绸缪地加以预防和应对。
因此，“一带一路”和国家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以后国际人口迁移将有所增长，要求中国在国际移民政策上也需要实施类似美国的中国版的“大熔炉”计划和多元文化融合性的发展，才能积极应对移民国家的成长，避免日益增长的跨界族群和人口迁移对国家认同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机。
而应对“一带一路”过程中国际人口迁移更紧迫的挑战，在于我国相对极少的国际人口迁移使得对于国际移民和出入境管理、国际迁移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系还显著不足。目前我国的国际迁移和出入境管理还是非常薄弱的，日益表现出不能适应国际迁移人口增长的具体需求。例如上海现在实施人才居住证，是按照海外人才居住证来实施。但是随着国际一般劳务人口的增加，普通劳动和就业迁移增加，相关的出入境管理及工作签证、非工作签证和工作签证的转换，需要进一步规范化。中国也将会逐步产生出非法移民和非法居留的问题，国际移民的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管理制度需要改革，这些都给国际移民管理带来新的工作内容和管理的压力，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讨论对移民和出入境的有关立法开展研究和制定，相关的工作任务还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国内移民的公共事务管理还有相当多需要完善的方面。而随着国际移民开始出现，国内和国际移民管理的两重压力将开始体现。国际移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健康服务、社区服务和管理等社会服务需求也日益增长。由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性质上和制度管理的框架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带来移民管理的复杂化。例如为了适应国际移民子女的教育，可能增加了对国际学校的需求；他们的健康服务，可能更需要和世界健康和卫生体系的相互衔接；他们的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也需要和跨国的法律和警务体系有所沟通。这些都要求与国际移民相关的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国际人口迁移对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机遇
“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人口迁移，对于公共事务管理和各类社会风险管理，具有挑战性的一面，而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人口迁移，也构成了全球化发展的资源和机遇。
外出的国际迁移人口具有的作用，正如同马西（Massey）所提出的累积性的因果作用，对于后续的人口迁移产生支持，能够支持中国的跨境商贸的推进，这特别表现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应该特别重视发挥当地华人华侨的作用。同样，向中国迁移的国际人口迁移也具有这样的累积性社会资本的作用，移民集聚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会支持促进跨国经贸联系和帮助“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而且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经贸联系的目的性，驱动构成着“一带一路”跨境商贸过程中向中国迁移的经济动力。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对于周边地区当地社会其实仍然是缺乏了解的，因此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国际迁移网络，构成了我国了解当地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国际移民，能够有助于扩展对于流出地社会的全面理解，培养一批未来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专业人才。国际迁移一方面受到跨境商贸发展的结果，另外，与迁移相关的累积性的人力资本网络和社会资本也构成了发展的工具。迁移所构成的促进发展的作用，将成为中国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因此，国际迁移对于发展的巨大机遇在于，应该依靠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迁移网络，来促进中国的世界网络建设和全球化，来带动经贸和社会政治关系。
国际迁移也是沟通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明的工具。在人口迁移和移民整合过程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共存，在通过具有多样性和整合性的文明体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看，移民所带来的社会冲突实际上正是文明交流和沟通构造新的文明体的发展路径，或者说是必须支付的代价。回想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正是在人口迁移、通婚和文化交流学习中，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全球化文明演进的根本出路，将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也只能是文明体间的更深的相互了解、交流和共同塑造，才会带来全球文明的不断共生共存和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迁移实际上同时构成了文明演进的工具。
在“一带一路”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更好地进行国际迁移管理，更好地发挥国际移民对中国全球化发展的作用，需要将国际移民发展和管理作为一种“软基础设施”，也纳入“一带一路”计划中去。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移民的迁移和出入境管理、社会融合、社会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与交通道路建设同样重要。通过良好的移民发展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地支持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迁移，将会使中国的全球化战略能够更加扎实有效，更加基于人的交往活动，以及构建人类生存和发展命运的共同体。
（本文是作者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学术论坛上的发言。作者授权澎湃新闻发表。）
